武士没落之日，适逢明治维新之时，日本国运正处于上升期。在福泽谕吉等“日本大脑”的下，整个日本集体向西转，口头上“和魂西体”，行动上“脱亚入欧”，育体制到工业体制，全盘西化。不过一二十年间，其国力骤然膨胀。膨胀的国力与国土狭小、资源匮乏的矛盾日渐，于是，再拜殖民帝国为师，“开拓万里波涛，布国威于四方”的念头在日本朝野上下日渐滋生。特别是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之战中击败大清国海军，又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之后，开疆拓土的念头已升腾为日本人不可的野心。这一时代背景给由武士没落为浪人的“失业大军”带来了历史机遇，“占领满洲”，“征服支那”，这些在日本军半公开谈论的目标，使落魄浪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失意者，与日本军的狂热一拍即合，找到了他们人生新的用武之地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迷梦的先遣队，这些人中老的有桦山资纪、岸田吟香，年轻的有荒尾精、浦敬一。特别是浦敬一，因曾三度试图单枪匹马独闯中国西部，后于第三次冒险途中而在日本轰动一时，成为“浪人”的“楷模”，其“事迹被间谍界人士大肆渲染。在这种‘英雄人物’发酵效应的推动下，日本间谍和浪人纷纷踏上了侵略中国的不归之”。

　　当时，这些问题只是引起广泛争论，而争论也只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，还没有提到上的与否的高度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南开的老先生们很多都是同意让步政策论和论的，对的抽象继承问题，则很少谈及。郑老先生有一次在发言时，就曾讲过，的存在，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，它在历史上的作用，具有两面性，不能认为比还坏。事过五十多年了，到今天我仍认为这是持平之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