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历史系，时任副市长的吴晗先生是常客，几年来都是如此。他与郑天挺师交厚。1938年1月，一代明清史研究大师孟森先生逝世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郑先生慨然继孟老之业，吴晗先生则愿以所抄朝鲜《李朝实录》之中国史料80本相赠，以示支持。郑先生多次邀约吴来讲明史，讲朱元璋，还有一次在大礼堂讲武则天。处在知命之年上下的他，意气正豪，讲起话来，滔滔不绝。记得他说过，可以三宫六院，为什么武则天养几个面首就成为呢？他对明史的研究有绝对的自信，不讲客套话，不讲谦虚话，结论明确而肯定。他是的人士中人，批胡适、批胡风、批梁思成都走在前头。他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，处处力图用阶级观点来说明问题，尽管运用得可能还不够纯熟。他做了大量的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，在这方面，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多和更好的了。然而，历史真会作弄人。“”中他被选作开刀对象，首先被，不久即偕夫人袁震女士(他的浙江同乡，当年与他同在西南联大，同被称一时才俊的诗人、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也)。这完全是的事，在中是个大悲剧。他的女公子吴小彦就读于市九十二中学，是九训同学的学生，也疯了。

　　中国同盟总部宣传委员会则“号召全盟”，“在9月3日举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会时，报告人应强调抗日战争之所以赢得胜利，是由于中国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，击败日本的陆军主力，和苏联红军在东北击溃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所致。”